第2章 合肥市庐阳区

事文化成为地域文化重要底色。西晋至南北朝，庐阳地域先后属淮南郡、南豫州、合州，城址持续沿用，行政功能稳定。隋开皇元年，改合州为庐州，合肥县为州治，城廓进一步完善，“庐州”之名由此确立。唐代，庐州行政建制稳定，商贸与文化发展，始建庐州府学，为江淮地区官办教育中心。宋代，庐州为江淮重镇，经济繁荣，文教兴盛，城市格局定型。元代，属庐州路，为江淮地区行政与军事中心，多民族文化在此交流融合。明清两代，庐阳区为庐州府治核心，合肥县衙、府学、城隍庙等机构集中，城市街巷、水系、建筑体系完善，形成府城规制。清代中晚期，庐州商业发达，徽商汇聚，文教兴盛，科举人才辈出，老城街巷格局延续至今。民国时期，废府存县，合肥县直属安徽省，老城仍为全县政治与商业中心。1949年合肥解放后，设立第一区、第二区，为合肥市最早的城区建制；1963年改称中市区，2002年合肥行政区划调整，更名为庐阳区，划入原郊区大杨镇、三十岗乡，形成当前行政范围。庐阳区文化脉络以三国军事文化、庐州府城文化、江淮民俗文化、近代洋务文化四条主线交织而成。三国时期的军事遗存与战争故事，塑造了地域尚武与守土文化；千年府城治理，形成礼仪、文教、市井相融的老城文化；江淮之间的农耕与水运传统，孕育朴实鲜活的民俗体系；晚清淮军与洋务活动，留下近代工业、军事、外交的文化印记。多种文化长期共存，构成庐州文脉的核心内容。历史人物与近代人物古代历史人物包拯，北宋名臣，合肥人，为官清正，执法严明，不避权贵，体恤百姓，后世尊为包青天，其精神影响庐州地域社会治理与民风塑造，是中国古代清官文化的代表人物。李天馥，清代康熙年间重臣，出生于合肥，历任工、刑、兵、吏四部尚书，武英殿大学士，为官清廉，重视文教，参与朝政决策，对地方治理多有建言，是清代江淮地区代表性文臣。杨循吉，明代学者，应庐州知府之邀撰《庐阳客记》，为合肥早期方志文献，记录地域风物、建制与民俗，为庐阳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重要史料。萨都剌，元代着名诗人，曾任淮南江北道廉访司经历，治所位于庐州，在庐期间留下诗作，记录地域风貌与社会生活，推动元代多民族文化交流。杨遂，明代正德年间庐州知府，为官正直，整顿吏治，安抚地方，推动府城建设与文教恢复，在任期间稳定地方秩序，促进生产发展。孙葆田，清代进士，曾任合肥知县，自守清廉，关心民生，以“肥民勿肥吾事”自勉，推行轻徭薄赋，修缮文教设施，受地方民众认可。近代人物李